名人的梦想,胡适、林语堂、巴金、茅盾、周作人、郁达夫的梦想

故事 2021-11-21 20:45:05 阅读: 评论:

世间万物皆有梦,人更如此。
 
我常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,年轻时梦到自己想飞,但是总也飞不起来,跌跌撞撞地在山头、在河道、在树梢上,许多次最后是重重摔到地面。问过医生,说是长身体时,有这种下坠感觉的。
 
现在年纪大了,梦里却是经常有遨游天空的机会,越过高山、跨过大海。特别是昨天,大概是看了神舟十二号航天员新闻的缘故,我又一次梦见自己在高空见到地球的样子,蓝天白云之上,我见到了地面的万家灯火,看到了繁星与地球上的灯光交相辉映。醒来回味着梦,心想大概是年纪大了,骨质松了,自然能飘然向上。
 
但毕竟是梦,老辈人讲,梦是反着的。
 
又有人说:日有所思所见,夜有所梦。
 
弗洛伊德把梦总结括一种潜意识的表达方式。
 
梦与梦想关联着呢,这就是说,在潜意识里有着什么,梦中就会发生什么。想想也是,我在许多时候,梦到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多年未见的人,只要他还活着,第二天、第三天就能见着。可见梦和梦想是紧紧相连的。
 
关于梦、关于梦想,到了今天,有了许多新的研究,创了许多新的理论,也有了许多新的内涵和新的高度。电视台以“梦想”作为栏目,受到了人们的喜爱。如《梦想中国》、《追梦》、《梦的声音》、《中国梦想秀》。当前,“中国梦”进入每个中国人的话语体系,成为主流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。这是美好的愿景,从一个崭新的角度,祈盼国富民强。
 
据报载,八十九年前,也曾有一场“中国梦”的诞生。
 
1932年11月1日,上海《东方杂志》以“梦想的中国”和“梦想的个人生活”为题,策划了一次征求“新年的梦想”活动,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400份。《东方杂志》征求的的问题是:一、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?二、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?
 
征梦活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。据统计最终有142人发表了244个梦想,其中有柳亚子、胡适、林语堂、徐悲鸿、郑振铎、巴金、茅盾、顾颉刚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杨杏佛、老舍、张申府等名作家和社会名流。1933年元旦,《东方杂志》以“新年特大号”的形式刊发了这些名人的新年梦,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。
 
对于第一个问题,《东方杂志》编辑部后来分析 :大部分的新年梦对未来中国充满了希望,认为未来之中国,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,不是昏庸老朽的中国,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,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,总之一句话,前途光明,美梦不远。
 
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在征文中说:“我梦想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,人们有合理的自由,同时有工作的义务,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。”
 
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的梦在当时显得很大胆:“我理想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、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。”
 
柳亚子梦中的“大同世界”是“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,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”,“没有金钱,没有铁血,没有家庭,没有监狱,也没有宗教;各尽所能,各取所需;一切平等,一切自由。”
 
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“一个没有国家,没有民族,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。”
 
郁达夫描画的“乌托邦”:“没有阶级,没有争夺,没有物质上的压迫,人人都没有,而且可以不要‘私有财产’。”
 
“没有阶级,不分彼此”,是大多数人对未来中国的向往。
 
对于第二个问题,回答则是五花八门,很有意思。
 
作家巴金这样写道:“我有一个先生,他说过这样的话:‘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,每个口都有面包,每个心都受教育,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。’假如这就是他的梦想,那么我的也是这个。我也相信个人是和社会分不开的,要全社会得着解放,得着幸福,个人才有自由和幸福之可言。”
 
胡适的梦特别奇怪,他想要一个监狱,他可以在里面坐十年或十五年的牢,不许见客,没有应酬,在里面可以读书,可以借阅图书,还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,每天有人督促进行体育锻炼,或者体力劳动。胡适最后说:“我想,我如果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,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,岂不快哉!”
 
在“个人生活”的“梦想”中,作家楼适夷的个人梦想是“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,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,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,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。”
 
当然有相当多的人是要美丽的田园生活,“想凭我的智力和劳力到田园中去过活。”“每当皓月悬空,波影散乱的夏夜,划着一叶扁舟,临风驶去,岸旁杨柳拂过我的头,掸过我的肩,蝉声一路相迎,水声在船底低唱,仰着天,双手打着桨,……”
 
有的人要“买平屋三四间”,“春秋佳日,或函邀异方友朋,遨游本地山水;或赴他乡访旧,领略胜境”。
 
有的人要“效陶渊明的‘归去来兮’,到乡村里去,好象诸葛亮的躬耕南阳,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,自耕自食。……”有的要“回到山里去砍柴,或者耕田都好。”有的“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,看一点书,种一点蔬菜”。
 
银行家俞寰澄也说:“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。我最酷爱田园生活。”
 
“何处是修竹,吾庐三径。”是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“梦”。
 
“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,以度其‘诗一般的人生’。”是教育部科长吴研因的“梦”。
 
资料上也说鲁迅先生当年受到了邀请,但没有应征。不过他在1933年4月写了一篇《听说梦》算是做了回应。他说:“记者的苦心,我是明白的,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,不如来说梦,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,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。”又以他惯有的笔调写下:“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,梦为渔樵,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,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,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,从朝廷而至园林,由洋场及于山泽”。
 
这次梦想征集活动,据《东方杂志》编辑事后统计,发现应征者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一些大城市,其中上海最多,有78人,南京17人,北平12人,杭州8人,广州4人,其他内地城市很少或者没有。
 
而应征者的性别则出乎人们的预料,男士占了大多数,有138人,女士只有4人,编辑在《读后感》中非常惋惜:“很可惜我们接的女性投寄的梦太少了。我们相信许多太太小姐们都有一些美妙的幻想。至少女子做梦,决不少于男子,这应当是别有原因。或许女子比男子更矜持一些,不愿意把她们的神圣的秘密随便告人,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。”
 
当年的应征者,大部分是大学教授、编辑、作家以及新闻记者,都是所谓的“文化贵族”,这些人占了总人数的75%以上。《东方杂志》在发出征梦启事时,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性,但征求的结果却让他们有点小小的失望。
 
看来在当时外敌入侵的大背景下,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连做梦的心思和条件都没有。
 
从“大同世界”梦到这些山水田园梦,我们也不难看出,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。
 
《东方杂志》编辑在《读后感》这样说:“这244个‘梦’,虽然不能代表4.5亿人的梦,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。”
 
这些“新年的梦想”,如冬日的暖阳,给饥寒交迫的人民带来丝丝温情。正如参加者胡愈之先生说的那样:“在这漫长的冬夜里,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。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!”然而当年的“梦想”并没有结束“漫长的冬夜”,知识分子们“大同世界”的乌托邦之梦,被稀里哗啦“芦沟桥”的枪炮声击碎。
 
但个人幸福、国家繁荣、民族复兴的自由梦想永远不可能被击碎。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,怀揣着梦想的人们,终于赶走侵略者,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。
 
我以为民国时期的“中国梦想”和现在正追求的“中国梦”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:个人幸福、国家繁荣、民族复兴。随着时代进步,现在追求的“中国梦”,思路更清晰、建构更合理、愿景更充实。
 
让我们一起追梦吧!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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